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青龙桥火车站日军(rìjūn)营房旧址

京张铁路(tiělù)八达岭隧道地堡

北京现存已知唯一的侵华日军摩崖刻石获得(huòdé)法定文物身份；被发现的日军兵营和碉堡让京张铁路的历史留存更加多元(duōyuán)；新近被发现的一处“地道战”遗迹原址建馆保护……近十年来，在文物部门与文保志愿者(zhìyuànzhě)的共同努力下(xià)，北京地区新增多处抗战时期的不可移动文物，让这些鲜为人知的历史遗存逐渐(zhújiàn)进入公众视野。

在历次文物普查的基础之上，北京的抗战时期“文物拼图(pīntú)”逐渐变得更加清晰与完整(wánzhěng)。

北京青年报记者近日(jìnrì)实地走访，探寻这些新增文物背后的故事。抚今追昔，让一段段尘封已久(chénfēngyǐjiǔ)的抗战历史变得触手可及。

三处日军建筑被认定为(wèi)文物

在丰台区(fēngtáiqū)程庄路东侧，由于行道树(hángdàoshù)和地锦草的遮蔽，很少有人注意到程庄路16号院的外墙间(jiān)，矗立着一座圆柱形碉堡。这座建筑由砖块垒砌，上下二层分布有射击孔，但随着时代变迁，碉堡第一层的射击孔已被(bèi)封堵，但还能看到往昔(wǎngxī)的结构。钉挂在外墙的文保牌显示，丰台区文委在2016年将这座建筑认定为(wèi)普查登记文物，定名为“程庄路碉堡”，但文保牌上并无(wú)更多的介绍，为这处抗战遗存增添了一丝神秘感。

程庄路(zhuānglù)碉堡是何人所建？据《北京抗战遗存》一书记载，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，侵华日军在(zài)丰台镇铁路北侧至大井村(zhìdàjǐngcūn)修建仓库，系军用物资储备及调运场所，被当地民众称之为“西仓库”，而程庄路碉堡正是西仓库遗迹的一部分(yībùfèn)。经文物部门(wénwùbùmén)调查，程庄路碉堡下层为日军修造，上层为中国军队后期添建。

“文物部门将程庄路碉堡认定为(wèi)文物，明确(míngquè)了西仓库的历史地标。”据北京市文物保护协会会员陈新辉介绍，程庄路碉堡并非孤本，在河北省邢台市、河南省焦作市、内蒙古包头市都保留(bǎoliú)有相同形制(xíngzhì)的砖碉，均为侵华日军修造，可见系日军标准化施工建造的军事设施。

相比程庄路碉堡，位于延庆区的(de)“京张铁路八达岭隧道地堡”的文物介绍更加详实可考。这处地堡位于八达岭隧道北洞口外山坡上、詹天佑纪念馆院内，由(yóu)毛石垒砌，俯视呈八边形，高出(gāochū)地面约(yuē)1.5米，内部净空高度约1.9米，7个(gè)射击孔高低错落分布，与附近的主堡形成交叉火力配置。

詹天佑纪念馆设置的说明牌显示，1939年至1945年间，日军为控制宣化、大同等(tóngděng)地的矿产资源，在(zài)京张(jīngzhāng)铁路沿线修筑了兵营、炮楼、碉堡等军事设施，其中包括詹天佑纪念馆院内(yuànnèi)的地堡(dìpù)。抗战胜利后，这座地堡荒废多年。随着国家文博事业发展，詹天佑纪念馆工作人员于2023年向延庆区文旅局递交了《不可(bùkě)移动文物认定(rèndìng)申请表》，经延庆区文旅局实地走访、组织专家论证、公示无异议后，2024年4月1日该地堡被认定为不可移动文物。

八达岭隧道地堡获得(huòdé)法定文物身份，不仅充实了抗战文物的家谱(jiāpǔ)，还让京张铁路的遗产类型更加多元。相同情况还出现在青龙桥(qīnglóngqiáo)车站，作为京张铁路的“咽喉”，青龙桥车站系全国(quánguó)重点文保单位，但很少有人注意到，站内还遗存有日军修筑的营房。

2019年，延庆区文物管理所对青龙桥车站的日军营房进行了(le)文物认定，并(bìng)实施修缮加固(jiāgù)。“此次文物认定，充实了青龙桥车站的历史构成，也为这一遗产点日后开放、利用奠定了基础。”延庆区文物管理所所长(suǒzhǎng)于海宽说。

幸存(xìngcún)地道战遗址升级为博物馆

说起(shuōqǐ)地道战，大多数(dàduōshù)人会(rénhuì)想到(xiǎngdào)焦庄户。鲜为(wèi)人知的是，抗战时期，在大兴区庞各庄镇也有约(yuē)上百公里的地道网，其中一处至今还保留着。2023年5月4日，大兴区人民政府认定“王场村抗战地道及建筑遗存”为区级文物保护单位。这处文物反映了抗战时期，大兴军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，采用地道斗争的方式，反抗日本法西斯侵略的史实。

近日，北青报记者来到大兴区庞各庄镇王场村看到，在一片麦田中，坐落着“北京王场村地道遗址博物馆”，馆内(guǎnnèi)真实的地道遗迹，已由(yóu)棚屋保护，可供游人参观。抗日战争时期，大兴位于平、津、保三角(sānjiǎo)地带(dìdài)的北部，因地处平原无险可守，常遇敌人“清剿”。1943年(nián)至1944年，当地村民将白薯窖改造成能(chéngnéng)容纳一两个人的地洞。后来(hòulái)，各家各户将地洞连接起来，平南地区的地道由被动防御状态转变为能藏、能走、能打的地道网络(wǎngluò)。如今，遗址所在的院内还复原了一段20多米长的地道，观众可亲身体验地道结构。

据(jù)大兴区文化(wénhuà)遗产保护协会副会长杨景波介绍，王场村通过宣传红色文化和抗战历史助力乡村振兴，王场村地道遗址博物馆自去年建成后，平均(píngjūn)每日参观人数100人左右，已经成为一处独特的红色地标。

值得一提的是，经过近一年的闭馆整备，位于顺义区龙湾屯镇的焦庄户地道战遗址纪念馆，于今年5月重新开放(kāifàng)，展览面积达1500平方米，展品数量增至187件，均(jūn)较以往翻倍。除了传统图文展示，馆内还增设(zēngshè)多个互动装置，观众只需点击名为“游击战术制胜(zhìshèng)法宝”的触摸展示屏，麻雀战(máquèzhàn)、地雷战(dìléizhàn)、地道战等敌后游击战术便会逐一呈现。

群众(qúnzhòng)为抗战文物拾遗补阙

文物普查(pǔchá)并非政府部门的(de)(de)“专利”。文化部于2009年颁布施行的《文物认定管理暂行办法》，为民众参与文物普查开辟了路径(lùjìng)。《办法》规定：各级文物行政部门应当完善制度，鼓励公民、法人和其他组织在文物普查工作中发挥作用。在这一制度设计下，一批文保志愿者积极参与文物保护事业，并为官方的文物普查工作“拾遗补阙(shíyíbǔquē)”。

在房山区(fángshānqū)凤凰山上有一处刻石，上刻“七八一佐藤山昭和一二八二九占领(zhànlǐng)”，其中“七八一佐藤山”疑为部队番号(hào)和军队首领姓氏，“昭和”即日本裕仁天皇的年号，“昭和一二八二九占领”即为1937年8月29日占领。今年3月，房山区河北镇人民政府在刻石旁设置游览提示牌，明确这处“侵华日军记功摩崖(móyá)刻石”为房山区普查(pǔchá)登记文物，是日本军国主义(jūnguózhǔyì)侵华铁证。

位置偏僻隐蔽的“侵华日军记功摩崖刻石”，是如何(rúhé)获得法定文物(wénwù)身份的？这与社会力量参与文物保护(wénwùbǎohù)密不可分。2017年11月20日，文史学者马志璞就“侵华日军记功摩崖刻石”向房山区(fángshānqū)(fángshānqū)文委递交《不可移动文物认定申请表》；2018年10月24日，房山区文物保护所组织专家实地调查；2020年1月13日，房山区集中公布了14项普查登记文物，其中(qízhōng)包括“侵华日军记功摩崖刻石”，这是北京地区(běijīngdìqū)现存已知唯一的日军记功摩崖刻石。

群众参与文物(wénwù)普查，还出现在京张铁路康庄车站。时间回到2018年，铁路文化学者王嵬就康庄车站建筑群的历史(lìshǐ)(lìshǐ)价值(jiàzhí)、艺术价值、科学价值整理成《不可移动文物认定申请表》递交至延庆区文物部门。随后，延庆区文物部门组织专家对(duì)康庄车站建筑群进行(jìnxíng)调研；2019年，康庄火车站建筑群（康庄铁路党支部旧址）被公布为普查登记文物。2023年，延庆区文物管理所完成了(le)“康庄车站建筑群修缮及周边环境整治工程”第一期，更好地呈现出建筑文物的特色与价值，为今后的文物展示、利用(lìyòng)奠定了基础。而(ér)康庄车站，还见证着一段鲜为人知的历史。

南口战役研究者杨国庆告诉北青报记者，1937年日军侵占平津后(hòu)调兵攻打南口，欲入侵山西、绥远等(děng)地。国民革命军陆军第十三军等(jūnděng)抢防南口，在(zài)上百华里的(de)地域布防6万多官兵。“1937年8月8日南口战役打响后，部分中国军队在康庄车站(chēzhàn)下(xià)火车，再急行军奔赴陈家堡、石峡、黄楼院等地阻击日军，康庄车站成为运兵、运物的枢纽。”杨国庆认为，作为京张铁路的重要(zhòngyào)车站、南口战役的历史地标之一——康庄车站获得文物身份，会为抗战遗存赋予更多的历史内涵。

抗战文物认定可随时开展(kāizhǎn)动态增补

对话人：北京市文物(wénwù)鉴定委员会委员刘卫东

北青报：您如何(rúhé)评价北京抗战时期文物的保护现状？

刘卫东：1949年以后(yǐhòu)，我国已开展过三次(sāncì)全国文物普查，现正在进行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。

通过历次文物普查，北京市域内绝大多数抗战遗迹已被官方认定为不可(bùkě)移动文物，受到文物保护法保护。2024年7月(yuè)18日(rì)，北京市文物局还发布了“关于开展不可移动抗战文物专项调查工作的(de)通知”，历次文物普查认定的抗战时期文物也(yě)为去年开展的专项调查奠定了基础。接下来如有新发现，可随时开展文物认定、动态增补。

北青报：您参与的抗战时期文物的认定(rèndìng)有哪些？

刘卫东：文物(wénwù)认定是指文物行政部门将具有历史、艺术、科学价值的(de)文化资源确认为文物的行政行为。2018年，我以专家身份参与房山区“侵华日军(qīnhuárìjūn)记功摩崖刻石”的文物认定工作。这原本是日军炫耀武力征服的产物，随着日军战败(zhànbài)、时代变迁，它逐渐演变为我们研究日本侵华历史的实物资料。这件刻石能够成为(chéngwéi)法定意义上(shàng)的文物，要感谢民间学者马志璞，他不辞辛苦调查这处山野刻石后，向官方递交(dìjiāo)了《不可移动文物认定申请表》，之后在房山区文物部门的组织下，我们一起上山(shàngshān)踏勘，最终将此刻石认定为不可移动文物。

北青报：对于(duìyú)抗战时期的罪证类遗迹，您如何看待？

刘卫东：“侵华日军(qīnhuárìjūn)记功(jìgōng)摩崖刻石”被认定为文物之前(zhīqián)，在北京地区的(de)(de)历次文物普查中，已有侵华日军修筑的碉堡、飞机堡、兵营等(děng)建筑遗存(yícún)陆续被认定为文物。从我们的视角出发，这(zhè)类文物建筑也被称为罪证类遗迹。作为文物工作者，保护日军遗迹绝非颂扬侵略(qīnlüè)，而是因为这段历史不容忽视。这些遗迹既是日军的遗存，也是真实的历史地标，为我们研究抗战历史、社会变迁等提供了参考依据。2024年，延庆区文物普查队(duì)在京张铁路三堡车站周边，还发现长约300米的紧急避险钢轨，系1939年侵华日军修建，媒体对此新发现还进行了报道，这类文物不仅与抗战相关，而且让京张铁路的遗存更加丰富。

北青报：您如何看待公众对于发现抗战文物的(de)贡献？

刘卫东：文物普查由政府主导，但离不开群众的(de)参与。我们常见的文保志愿者，主要在(zài)博物馆中提供讲解服务，但还有些人默默奔走于山野之中，探寻鲜为人知的历史遗迹。近十年来，在政府部门积极引导(yǐndǎo)下，全社会的文保意识(yìshí)普遍增强，很多文保志愿者经过不懈地(dì)发掘，让更多与抗战相关的文物浮出水面。他们凭借善于发现的眼睛和持之以恒的探寻精神，成为文物普查中一股不容忽视的重要力量(lìliàng)。